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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公共场所》导演自述
贾樟柯：《公共场所》
“三人三色”就是每年从全球选三个导演，每个导演拍一个30分钟的作品，然后组成一个片子。第一年好像没有设什么主题，我这一次是第二年，它给的主题叫“空间”。
导演自述：
关于《公共场所》（文/贾樟柯）
去年我拿到了韩国全州电影节一个叫“三人三色”的计划。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数字电影节，刚刚举办两年，主要是推动数字电影的发展。“三人三色”就是每年从全球选三个导演，每个导演拍一个30分钟的作品，然后组成一个片子。第一年好像没有设什么主题，我这一次是第二年，它给的主题叫“空间”。他们请的导演还有台湾的蔡明亮和英国John Akomfrah。蔡明亮拍的叫《与神的对话》，是用台北街头的一些巫术表达他对这个城市的印象，英国导演拍的是网络生存。
刚开始拿到这个计划以后，我自己也不太知道要拍什么。后来就突然想到大同。因为大同对我来说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每一个山西人都说那儿特别乱，是一个恐怖的地方，我就想去那看看。而且当时真的有一个传说，对我特别有诱惑。就是传言大同要搬走，因为那里的煤矿已经采光了，矿工都下岗，然后正好是开发大西部，说要把所有矿工都迁到新疆去开采石油。传说那里的每个人都在及时行乐，普通的餐馆都要提前30分钟定好。大同跟我的家乡在一条对角线的两端，我在西南，它在北面，差不多到内蒙古，在人文的意义上，它和呼和浩特、张家口更加有亲近感，太原反而是一个太远的地方。这又是一个没落的城市，有文明古迹在证明它的古老。 我带着对一个城市的幻想去了那个地方。去了之后，我特别兴奋，因而它跟我想象的没有区别。那些传闻给我的点点滴滴和我去了看到的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那个谣言已经过去很久了。我就这样被这个城市吸引。刚开始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性感，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因为能感觉到那个空间里的人都特别兴奋，充满了欲望，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生机勃勃。
我的焦点没有一开始就落在公共空间。开始我甚至想去做访问，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在那儿开桑拿，很多人晚上就在那里过夜，我特别想去访问这些不回家的人。后来放弃掉了，因为我觉得不需要人家告诉我什么，我也不需要跟他说什么，放弃所有的语言，看他的状态就足够了。这也是这个片子没有字幕的原因：你没有必要听清人物在说什么，他的声音是环境的一部分，他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样子。 后来慢慢地深入拍下去之后，我找到了一种气氛。我特别喜欢安东尼奥尼说的一句话，他说，你进入到一个空间里面，要先沉浸十分钟，听这个空间跟你诉说，然后你跟它对话。这几乎是一直以来我创作的一个信条，不管拍剧情片还是纪录片，就像圣经一样，我只有站在真的实景空间里面，才能知道如何拍这场戏，我的分镜头差不多也是这样形成的，它对我的帮助真是特别大，在空间里面，你能找到一种东西，感觉到它，然后信赖它。
我拍了很多空间。火车站、汽车站、候车厅、舞厅、卡拉OK、台球厅、旱冰场、茶楼……，后期剪辑的时候，因为篇幅的限制，好多东西不得不去掉，我在这些空间里面找到了一个节奏，一种秩序，就是许多场所都和旅途有关，我选择了最符合这条线的东西。
空间气氛本身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另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空间里面的联系。在这些空间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过去的空间和现在的空间往往是叠加的。比如说一辆公共汽车，废弃以后就改造成了一个餐馆；一个汽车站的候车室，卖票的前厅可以打台球，一道布帘的后面又成为舞厅，它变成了三个场所，同时承担了三种功能，就像现代艺术里面同一个画面的叠加，空间叠加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纵深复杂的社会现实。
这个电影就这样不停地在抽象，有一些情节性戏剧性的，我都全部把它拿掉了，一直到最后，就剩下那些状态，那些细节，我希望最后这个电影能吸引大家的就是那些面孔，那些人物。在全州开记者会的时候，三个导演都是第一次互相看大家的作品，蔡明亮说得特别诚恳，他说他特别喜欢这个电影，他能感觉到这个导演特别爱这些面孔。这句话让我特别感动。
我是第一次用DV拍片。实践DV的过程和我想象的有些不一样。我本来想象可以拍下特别鲜活的景象，但事实上我发现最可贵的是，它竟然能够拍下抽象的东西。就好像人们都在按照某种秩序沿着一条河流在走，DV的优势是你可以踏进去，但你同样也可以与它保持客观的距离，跟着它的节奏，沿着它的脉搏，一直注视着它，一直往下走，进行一种理性的观察。我觉得我找到了DV的另外一个优势。
我们有很小的一个工作组，摄影师，录音师，制片，还有一辆车，早上起来就开着转，看到什么拍什么，非常放松，非常自然，毫无准备的，探险式的，漫游式的去拍摄，我想DV给我们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电影是一种工业，拍电影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性，非常有预见性的工作，一个导演独立制片的方法也是为了尽量减少工业带来的捆绑和束缚。那种束缚不单是制片人的压力，电影审查的控制，电影制作方法本身也是一种规范，DV带给人一种摆脱工业的快感。在拍公共汽车站的时候，当地的向导先带我们去煤矿拍了一个工人俱乐部。出来以后，就是电影里那个地方，正好有一些人在等车。太阳已经开始下来，一下就有被击中的感觉。我就拍这个地方，一直拍，一直拍，拍了很多东西。当我拍那个老头的时候，我已经很满意了，他很有尊严，我一直很耐心地拍他，当我的镜头跟着他上了车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女人就闯入了，我的录音师说我那一刻都发抖了。我注视她的时候，她的背景是非常平板的工人宿舍区，那时候我特别有一种宗教感，就一直跟着拍；然后又有一个男人突然进入了，他们什么关系，不知道，最后两个人都走掉了。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每分钟都是上帝的赐予。 这也是这种制作方法给你的。我可以耗一下午，就在那儿一直拍。但如果是胶片，就不太可能拍到这些东西。你要考虑片比，差不多就走掉了，但现在我可以非常任性的，凭着自己的直感，去任性地拍摄，因为你任性下去的成本很低。
但DV也有很多技术上的局限。我用的是SONY-PD150的机器，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是它的焦点问题，它没有刻度，很容易跑，时刻得特别小心。另外拍外景的时候，在强光之下，色彩很糟糕，景深也不好，如果遇到一些发亮的线，特别是金属的横线，因为波形不同，它会有一些闪动，画面就不太稳定。
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大家都谈这个问题，但谈论的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误解。我所谈的业余电影是一种业余精神，和这种精神相对应的是一种陈腐的电影创作方法，特别是电影制度。但对作品，应该有非常高的要求。DV能够获得影像绝对是一个革命性、颠覆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一个作者，并不能因为拍摄的权力容易获得，就变得非常轻率，就不去珍惜它。
我1995年拍过一个纪录片（《那一天，在北京》），1996年的时候拍过，但是没有剪。在拍了两个电影以后再来拍纪录片，我发现我找到了一个方法。因为当你拿起机器去拍的时候，这个工作本身强迫你去见识那些没有机会见识的空间、人和事。我想一个导演慢慢地会有不自信，不是不自信拍不好，而是描述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你会怀疑：人家是这样想的吗？他的价值观，他想问题、处理事情的方法真的是这样的吗？我如果一直在那个环境里，我完全能设身处地地写小武，写文工团，但是隔得久了，我会不能确定，因为与他们的生活已经是隔膜的。
但是纪录片能够帮助一个导演摆脱这样的状态。当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被改变，求知欲越来越淡薄，生活的资源越来越狭小，纪录片的拍摄让我的生命经验又重新活跃起来，就像血管堵了很长时间，现在这些血液又开始流动。因为我又能够设身处地为自己的角色去寻找依据，我又回到了生活的场景里，并从那里接到了地气。
特地把这些贴上来给楼主看，我怕你们百度不到，没办法，现在人啊，脑子除了用来装AV外，真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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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 13:29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