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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PerryHope 于 2012-4-6 21:50 编辑
张之亮——我与我的摄影师们
左边为: 阪本善尚 右边为: 林国华 -- 他们共同完成电影 [墨攻] 拍摄
张之亮
香港电影导演、编剧、演员
代表作品有:
《笼民》、《飞越黄昏》、《自梳》、《流星语》、《慌心假期》、《墨攻》、《抢钱夫妻》、《玩命双雄》、《等着你回来》、《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仙乐飘飘》等
曾获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及最佳编剧奖、第十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编剧奖,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等 有人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我觉得摄影师的地位同样举足轻重。无论新旧,老或年轻,摄影师是工作人员中最能帮助导演,也是最懂如何透过镜头说故事的人,他能提醒导演注意故事节奏,以及情节的合理性,甚至于很多导演都是摄影师出身,如刘伟强、马楚成、刘观伟、顾长卫等。1986年我第一次当导演至今,同很多优秀的摄影师合作过,细数下来,合作次数最多的当属林国华,《誓不忘情》、《笼民》、《抢钱夫妻》、《自梳》、《墨攻》、《车票》以至最近的《肩上蝶》都有他参与,凭借《笼民》他还获得了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
危险的汽车戏
1986年我拍摄处女作《中国最后一个太监》,刘满棠是启发我如何把文字创作实践为影像的第一位摄影师,我对他印象深刻。他每个镜头都按照导演思路,尽力设法实行,不单具专业精神,且极富人情味。1991年我的《特技人小传》(内地名:《玩命双雄》)也是刘满棠担任摄影师。故事讲述关于电影特技人的辛酸,有大量飞车情节,难度不小,而为求展现最逼真的视觉效果,摄影机永远要摆在最危险的位置。摄影师因为全神贯注于镜头内的变化,摄影机及个人的安全,便完全倚赖身旁的第一摄影助手负责。正式拍摄时,助手要眼疾手快,若发现汽车来势不对,便要立刻把摄影师及机器拉离险境。我还记得刘满棠先生擅长用普通话来说广东脏话,十分有趣。但在约十年前,我在香港公车上偶遇他,他说自己已离开电影圈多年,现在经营古董买卖生意,店铺在香港荷李活道。
说到撞车戏,我记得香港电影有过血的教训,拍摄电影《皇家大贼》时,导演章国明把摄影机架于高台上拍摄汽车追逐,车压到高台,章导演从高台摔下,头部受创送医院急救,开脑清除血块后,总算捡回一命,可是那部电影后来只好由别人接手,非常遗憾。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中以后,香港拍摄汽车高速撞向镜头的方法之一,是利用盛生啤酒的铁筒,在铁筒肚腹中心位置,锯出一直径如镜头般大小的圆洞,摄影机放入筒内,镜头透过小洞拍摄筒外景物,摄影机旁加上厚厚的防撞击装置,摄影师调教角度后离开酒筒,任由汽车撞击它,一般的危险镜头就这样拍摄出来。
黄炳雄与黄岳泰
面对危险的工作,聪明的摄影师会尽量避免意外发生,但是他们自己的命运却难以预测。黄炳雄是我的电影《慌心假期》的摄影师,他凭该片获台湾金马影展最佳摄影提名。我记得他年轻力壮,手腕有力,手提拍摄是他的强项。在北非摩洛哥外景地时,他就常常手提摄影机四处穿梭,拍出不少精彩镜头。他工余放松的方法是骑摩托车兜风,在法国外景地时,只有一天的假期也不轻易错过,结伴灯光师一起租车出去兜风。除了做摄影师,他还是香港浸会大学传理系助理讲师,前途无可限量,可惜三年多前的一个晚上,他照常骑车外出兜风,在香港新界大雾山下坡往石岗的路段,发生了事后连他自己也想不起来的意外。在医院昏迷两天才苏醒,经手术后下身瘫痪,但他意志顽强,没有对人生失去信心,前年他终与恋爱多年做导演的爱人完婚。炳雄今天还在继续接受医治,他永远没有放弃希望,我祝福他能早日迎来康复的一天。
黄岳泰是香港资深摄影师,当年邵氏拍摄的不少功夫动作电影他都有份参与,算是刘家良导演的御用摄影师,不少曾当过他助理的,如傲志君等,已成独当一面的摄影师。获过7次金像奖最佳摄影师的黄岳泰,有个特点是勇于尝试。1994年我拍摄《等着你回来》时,他就尝试了不少特别的镜头处理技巧,这些技巧至今还没有多少人采用。
我记得其中一个特别的镜头,内容是梁朝伟与叶广俭一同坐于正行驶中的汽车后座上,摄影机利用吸盘固定于车窗外,对准车内后座的梁朝伟,同时跟随梁朝伟的视线,镜头摇往车外,拍摄迎面而来的另辆车,擦身而过,镜头继续顺势跟随那车,看见该车内后座坐着吴倩莲,其后那辆车远去,镜头又回到起初的角度,拍摄原本车厢内的梁朝伟,全镜头摇动刚好360度。难处是行驶中的车,没法留出位置给摄影师掌机,同时运动过程中,有超过五次的收放光圈及焦点需要调整,但黄岳泰将这个镜头完成得相当漂亮。
为求增加创作灵感,虽然在拍摄现场,黄岳泰还是会偷偷喝点酒来刺激创作灵感,可是杜可风却不同。据说他在拍摄现场喝酒不是偷偷地,而是大大方方的事。甚至有人说,杜可风不喝酒,拍出来的画面不好看。传说无论是多早的班,他都会带着啤酒在旁,随时代替喝水。听说最近他要戒酒了,希望不会影响到他的创作。
阪本善尚与李屏宾
1995年拍摄《自梳》时,我与内地摄影师杨麟合作,那是次有趣的经历,中港两地的摄影术语、工作分工不尽相同,令我们闹了不少笑话,至今仍是有趣的记忆。2005年拍摄《墨攻》,我第一次与日本摄影师合作,摄影师阪本善尚当时已是62岁高龄,刚完成《大和号》的拍摄工作,便到我们剧组报到。老人家十分敬业,爱亲自掌机,常独自一人爬上15米高的升降台上掌机。有时为等地面调度,他在高台上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十一月份的北京,风又大又冷,他却半句怨言也没有,日本人的工作精神,还是值得学习。
著名摄影师李屏宾是台湾金门人,被誉为亚洲电影摄影大师,当然也是个十分敬业的摄影师。他头发长长、一脸胡须、个子高大、外表凶狠、可却温柔而细心。1995年我拍摄《仙乐飘飘》时,外表凶狠的他就常混在平均年龄不超过12岁的小孩子群里,细心地为他们打光照明,孩子们一点也不怕他。据说李屏宾年少时,其父在金门被大陆炮火炸死,自此他对大陆怀有恐惧,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冲破那份恐惧心理的。参与徐静蕾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后,美术指导曹玖平老师对他赞不绝口,大有相逢恨晚的感觉,足见其为人为艺的态度。
其实无论摄影师来自哪里,与导演的沟通都是最重要的,彼此要互相尊重,不可以干扰对方的创作空间。导演可以有自己既定的拍摄节奏和习惯,比如复杂的镜头中如何调度演员等等,甚至可以舍弃摄影师的建议,以日拍夜,但摄影师的专业空间,导演也不能干扰。
有些导演拍戏经验丰富,对镜头运用纯熟,为争取每天拍摄实际可用时间,在现场直接指使摄影师要用什么镜头,比如明确地说要一个9.8mm的广角镜头,用矮脚还是把摄影机直接放在地上,用还是不用轨道,要调校格数还是用手提拍摄,有些导演甚至还自己掌机。表面上这都是导演的专业表现,可是我以为这会伤害摄影师的尊严,也干扰了他的创作空间。
也许我们可以换个方式对摄影师说:我想利用一个比较主观的视点来表达这段剧情,目的是想明确让观众感受表演者的思想混乱,但终于还是下了决心等等,又比如因剧情需要,演出者会向前方走动,为了清楚看见表演者的脸部表情变化,所以我不希望分开镜头来处理这个过程,你看是否需要利用车轨来涵盖整个表演过程?
其实无论导演是否采纳工作人员的建议,也该以尊重、求是的态度去面对创作建议,给工作人员发言、创作及执行的时间。虽然有人说电影是导演的艺术,但我以为,电影艺术是结合众多创作人的心血而成的作品,只不过导演被推到了能站在一个有权选择采用或舍弃其他创作人意见的位置而已。
张之亮——我与我的摄影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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